医声网：马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二届中国心血管创新论坛（CIC-2015）即将于6月19~21日在南京举办，CIC峰会聚集了来自临床、政府、企业、投资界的多方力量，共同探讨和推进“从创意到临床方案”。作为会议邀请的重要专家，请问您对会议的这种模式和对推动“转化医学”发展的意义有着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马长生教授：中国心血管创新论坛（CIC）的主题是“从创意到临床方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转变，也是属于转化医学的一种形式。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和转化领域的积累远远不够。因此，在中国现阶段，我认为“转化医学”有两层含义：从严谨的定义来看，经典的转化医学是把一些基础研究成果、新发明的理念技术应用于实际当中。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所有与“医学创新”有关的活动、思考、尝试、探索等，都可以包括在转化医学的范畴之内。特别是推动医生和临床专家重视产业、重视创新，尤其是在临床应用方面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医学研究创新，比如如何推动、发展国内新的理念、新的器械、新的药品、新的服务模式，包括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等。这些真正“落地”的思索和尝试，可能对促进我国现阶段医学领域的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力，意义更为深远。

中国心血管创新论坛（CIC）创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新锐、“前卫”的，是符合时代发展形式的。这个平台可以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取长补短、碰撞灵感，共同推动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和转化。

 医声网：随着医疗产业在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转化医学”的概念日渐得到高度关注，转化医学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推进，您本身作为医学专家，怎样看待和理解临床医生在推动“转化医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马长生教授：我们可以看到，在医学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心血管研究领域中，各种器械、支架、起搏器……这些形形色色的设备和技术中，可能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发明创立与医生有关。从这些器械的命名上我们也可见一斑，从早期的Swan-Canz导管、Sigwart支架，到著名的Palmaz-Schatz支架，曾经广泛应用的Gianturco-Roubin支架等，很多都是以医生的名字命名，或者医生和工程师联手发明并他们的名字共同命名。再比如最近几年全新的全皮下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S-ICD），也是医生和工程师共同发明。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医生是推动医疗技术创新的“源泉”，没有医生的参与，医学创新很可能就没有了“灵感”。这就好比设计新产品，没有最了解行情的医生去摸清“市场需求点”，何来填补“空白”的创造发明？对于中国的医生来说，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一点，充分用好当今开放、灵活、共赢的发展大环境，积极投身到临床医学转化上来，这也是实现医学创新极为关键的一环。

在过去的几十年，医院和医生可以说完成了基本的原始积累，医院发展、临床规模都在不断扩大。未来，要想实现更高端、高水平的发展，我认为，一方面是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实用、创新的医学研发。

 医声网：此次会议邀请您担任“新型冠脉介入技术”专场的主持人及“新型房颤治疗”专场点评专家，请您分别简单谈谈目前我国在冠脉介入和房颤治疗两个领域器械治疗的技术概况及发展前景。

马长生教授：在冠脉介入治疗领域，我们国家做得非常不错。我们的技术称得上已经走上了“极致”。目前的支架已经非常好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新型冠脉支架不仅操作非常方便，而且血管再狭窄率、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低水平。但是，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们并没有因此满足，可吸收的新型完全生物可降解支架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正在世界各地深入开展，支架的改进还有空间和潜力。此外，我国在冠脉介入治疗的“原创”性方面也是相当不错的，临床上大约80%的支架都使用的是国产支架，而且我国生物可降解支架的研发也紧跟国际先进水平，技术、产品和人才方面都有储备。从整个介入领域来说，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冠脉介入治疗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房颤治疗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相对要弱一些。目前一些领先的技术、器械等，仍然是国外占据主导，国产的器械设备较少。但是，在房颤治疗、包括器械研发上，我国具有巨大的潜力。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达，在未来10~20年，我国房颤患者数量会成倍增加，房颤介入治疗的比重也会不断增加。再过20年，房颤介入治疗的比例可能会比现在增加10倍，可以想象，就像过去20年我国冠脉介入治疗的增长一样，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国内的产业界、临床医生、科研人员等，正在积极投身房颤治疗领域的探索之中。未来，有患者需求，有冠脉介入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国房颤治疗的发展前景也是相当有希望的。